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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们特邀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澳门大学讲席教授王笛老师,为我们进行题为“公共领域与社会发展:一个历史学的讨论”的讲座。, Z4 u! p* @+ r4 ~/ q+ A5 f
5 {5 c/ R; ?/ q4 O, Y 今天我想讨论的是一个公共领域的问题。题目是“公共领域与社会发展:一个历史学的讨论”。2 N9 x8 Y* ? i4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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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讲三个问题:& o( L6 ~" b1 O2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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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传统中国的政府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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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G$ P3 f$ ^& ~5 `0 [& D 第二,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 U: N! }5 H( P( o6 ^! [ n) F. H
3 z/ Y+ f/ g8 s; i7 S* m 第三,今天面临的问题,让社会发挥活力,必须发展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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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在比较早的时期就有了“公”的概念,“公”就是介乎于官和私之间,个人家庭是私,另外有政府、国家机器,而民间或者社会的空间,我们称之为“公”的概念。宋代以后,有了各种社会组织,比如说行会、行业工会、同乡会、善堂、土地会、育婴堂、慈善会、救火会,甚至在地方社会,在农村在每个社区都有所谓的义仓、社仓,就是由社区建立一些储存粮食的仓库,一旦有了灾荒,一旦粮食缺乏,从中提取粮食,减少饥馑,就可以降低大饥荒的可能性。每年秋天新的粮食打下来后,就把老的存量拿出去卖,然后收购新的,循环往复。这些都不是由官方来主持的,而是由社会来管理的。# W; F3 C& `( u' i7 d! U& A
* y# U5 ^2 N+ G1 y- J3 \ 近代以后、特别是到了二十世纪初,由于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改变,新的学堂、各种经济组织、商会等被允许建立起来,大量的社会组织在晚清新政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可见“公”的概念,既不是“私”、也不是“家庭”,也不属于“官”,是属于社会运转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把“公”的领域抽出,就是个人直接面对国家机器,那么在国家机器运转和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一个链条就断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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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2 h$ D% V* e “警察”是最早的官方市政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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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8 N Y; u+ I$ i( P9 ` 过去中国的市政管理是怎样的?事实上直到辛亥革命,一般城市都没有市政府,清代国家机构到了县一级就结束了,县以下是没有国家机器的。最早进行市政管理的机器是清末新政时成立的警察,是袁世凯在1901年到1902年间设立的,最早是在天津,这是最早在中国出现的城市管理机构。之后逐步扩展到整个中国。$ T8 m& R# c2 y5 i# v* A
; ^+ ]$ \) Q- ~# k+ n' _ “警察”是一个西方传入的概念,今天警察主要与治安安全相关,但是在警察进入中国的初期,是管理一切城市事务的。过去由地方组织同乡会、土地会、慈善堂等管理的城市事务,在警察出现以后逐步转移至他们来办理。比如说城市的卫生,由警察雇佣清洁夫来管理,清扫的车在道路上横冲直撞,有时还会撞倒行人,因为他们是政府雇佣,社会地位是很高的。所以说在二十世纪初,有一个从自治城市向国家管理城市的转折。所以才会有“天高皇帝远”的说法。在中西方历史学界都有一个错觉,认为中国始终是中央集权的统治结构,其实这是误解。县以下是靠社会、靠自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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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 a# c" L, W+ m 过去我们不谈论这个问题,西方学者也不谈论这个问题,直到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老师罗威廉在着作中谈到了社会的运作,我们才了解中国城市不像马克思韦伯所讨论的那种城市形态。马克思韦伯的《城市》一书中提到中国城市的时候,认为中国不能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因,是中国没有城市的资本主义,因为中国人不把城市作为他们安身立命的地方,老了以后还是要回到家乡的。但是我的老师罗威廉认为,中国有城市的观念,有家乡的观念,他通过仔细的分析善堂、义仓、同乡会、会馆来证明马克思韦伯对中国城市的认识是错误的。过去中国的历史学家也没有深入到城市内部看这个城市是怎样运作的,虽然说县是最基层的国家代表,但是我们看广大的基层,中国社会并不是一团乱,并不是无秩序的,是有序的,这个秩序是怎样维持的?就是靠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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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U# |0 n2 H& I" R" d' m 国家机构越多,管理水平就越高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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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b* s2 K+ q2 u, T: Q 英语里谈到国家,会涉及到三个词,state, country, nation。“国家”在汉语里包含的内容太广泛了,英语里则区分得很清楚。country是我们的国土、讲的是地缘的国家,和motherland祖国是一个概念;nation是民族国家;state讲的是国家机器、是政府。其实区分这三个词非常重要,比如说对政府进行了批评,可能会误认为是批评国家,这是不对的。9 H# G7 b' [9 F$ c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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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新政开始,国家机器逐步进入基层社会,中国的社会管理开始进入现代化,伴随这个过程,中国的现代化也被认为越来越重要,而传统的社会组织就变成了现代化的阻碍,包括土地会、慈善组织通通被认为应该交给国家来做。于是清政府开始打击、撤销这些基层组织,政府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这就是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深入的过程。但是基层社会涉及到的人口面非常巨大,要管理这样巨大的人口,就必须要增加官员,而养活这样庞大的机构就要收更高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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